5.7 临潼生涯 可靠性研究
我们之所以迁往临潼，是因为作为“第五个紧急措施”而启动于64年10月筹建新微电子所的计划得到了落实。前后花了3000万人民币（在当时已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基本建成了，实验室也都到位了。当时出于战略地位的考虑，选址在陕西临潼。（有的部门选的地区是四川，比如从CIT加州理工学院回国的李整武<原子物理所的专家>和孙湘<物理所光谱研究专家>就到四川绵阳去筹建国防科研基地），所以，当“一号通令”一下达，我们就由军宣队带队转移到了临潼。到了临潼，“运动”的形势得到了大的改变，我们脱离了北京剧烈的政治风暴，态势平稳了许多（当然“运动”还是有的，路线斗争也是有的，比如当时军宣队的第二把手除了歌颂毛泽东思想外，特别歌颂林彪的“丰功伟绩”，后来林彪机沉沙洲，他也成了站错队的人了）。我们那时的最高领导是兰州军区的一位将军，作为军人认为完成国家任务最重要，而这个任务是科技任务，所以军宣队对科学家是尊重的。到达目的地不久首长就亲自找我和黄敬谈话。谈了完成任务的重要性，要我们不要有顾虑，大胆工作等等，而且逐步恢复了我们对技术领导的责权。就这样，我从69年起，开始了4个年头的“临潼生涯”。
我们微电子所以山上，宿舍在山下。分给我的宿舍是二个房间，一个睡房，一个工作室，泥地，有一个大炉子，厕所在屋外。分给吴几康的也是如此，他在我的隔壁。我们的宿舍区与农舍相邻，这就使得我们这些搞科学技术的，有了与农民零距离接触的可能，工余、农闲时，农民也会来串门，我们则常会用粮票和现钱向他们换一点鸡蛋、羊奶、鸡什么的，来调剂一下生活。记得北京有位亲戚给我打造了一只煤油炉（当地可能买到煤油），我和吴建康只要一有空，把小炉子一烧，炒几个小菜……，吴几康又会杀鸡，掌握得烧鸡的火候，还会炖出美味的鸡汤来……。这些对于离开了妻子和孩子的孤单的我们，也增添了一点生活的情趣，锻炼出一点改善生活的本领来。
4年中，在我与农民位接触的过程中，我感到农民他们善良、纯朴、实在、乐观、不怕苦……，这常促动我联想到科学，其实科学有很多地方象农民，科学最追求纯真，讲究实事求是，科学的真缔只奉献给不怕艰苦，执着追求的人。
同时也让我看到了以农民为基体的我国，农民的生活十分艰苦，广大农村的科技化非常落后（相比于在国外时，所见到的农业科技化、机械化的程度，反差很大，感受十分强烈），为此，深感中国的科技兴国和强国之路还任重而道远……。
在临潼，除了有从北京搬来的“156工程”的全部人员外，还增添了100多位新毕业的优秀大学生。在军宣队的领导下，随着局势的日趋安稳，特别是研究管理体系的重建，以及新生力量的充实，使研究工作由逐步正常走向发展。这时我领导的这个室又分建起了好几个室。除了做混合集成电路（计算机主要的部件）外，还成立了新的MOS研究室、光刻版的研究室。
后来还由我亲自领导新成立了“可靠性研究室”。当时我作为一名这方面的主要的科技负责人，我日夜在思考的是：要使微机生产能再上台阶的关键在何处，再提升156机水平的主要矛盾什么？经过反复的统计、分析、筛选和总结，我得出的结论是：“可靠性”！因为我们生产的微机，装在诸如卫星、火箭、导弹上，在空间运行中，顶重要的是必须保证其具有高可靠性，容不得任何某一环有不稳定、不精确、易损耗，难抗干扰等等因素，否则其他的既定行动，设定目标无从谈起。可是在文革中艰难诞生的我们的产品，由于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研究、试制过程一波三折，生活流程，人员队伍的管理受到很大的干扰，所以从元器件、组件到整机质量的稳定性、精密度都是比较低的，“可靠性”很差。然而从空间计算机的要求来说，高可靠性是最重要的指示。当“主要矛盾”越来越被揭示出来后，我确定出“可靠性研究课题”是我们微机水平再提高的重要课题。于是我就花了很大的精力，投身于这个课题的研究，首先我广泛深入地查阅国内外（主要是国外的）有关空间计算机的资料，并对资料进行深入分析，质疑、归纳和总结等。那时我们情报资料室的负责人叫谭良平，他曾在10年前参加过我领导的“中国第一个晶体管的研究”工作，所以与我相熟、相知、关系良好。因此，当我说明研究的目的，对资料的需求后，他调动整个情报室的力量，全力支持我，帮我搜求、提取、归纳、分析相关资料，通过一段时期集中力量的调研后，我有了相当的科学依据，向上级论证申报批准后，决定成立“可靠性研究室”。而这是我国成立的组件计算机可靠性研究的第一个研究室。而我担任了这个研究室的主任。
我们确定的可靠性研究的方向是：元器件特别是组件的可靠性，部件的可靠性，整件可靠性，三个层面的可靠性的研究。
于是我们成立的一个小组是研究确定“可靠性指标”。要制定出元器件、组件、部件，直到整体的一整套可靠性指标。成立第二个组是：对电阻、电容、集成电路等等作全方位的检测包括还要筛选，作加速老化、可靠性寿命方面的研究测试，同时进行失效分析，就是在实验做出的产品，经过实际运用，如果失效，必须反过来研究其失效的原因，与哪些部分、哪些因素相关连等等。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组建一支新的队伍，他们既要懂器件工艺，又要懂器件物理，并能运用高级测试仪进行科学质量分析（如结合我国实际，吸收和改进国外用的883筛选法等等），同时能尽快研制出很多相关的设备。成立第三个小组是进行可靠性设计的研究。容错设计（fault tolerant）。从整件到部件、组件等都进行容错设计的研究。总之，在我的创导和带领下，在领导的支持下，我们调集了人马，培养起人才，“可靠性研究”从无到有，比较快地发展起来了。
这项工作后来得到了钱学森的高度支持和公开的肯定与赞扬。使科技界的许多权威、领导都知道了我在可靠性方面的贡献，其实对我的肯定，也就是肯定了“可靠性研究”在发展航天计算机方面的重要地位。
73年我又到上海去作报告，地点是华东计算所的大礼堂，内容是“组件计算机与高可靠性的研究”，有好几百科技界人士来听，报告下来引起震动，因为上海这个所谓“文革的中心”，已把科技、教育界弄得不成样子了，很多专家被批斗、研究室被解散、科研队伍被打散……，知识分子们，科学家们忧心忡忡，敢怒而敢言……，我这个报告，告诉了大家，我们虽然身处于艰苦的“三线”，但是通过努力和无畏，还是为国家第一次生产出了组件计算机而且有包括新创建的“可靠性”的高质量的研究，这无疑给了大家很大的鼓舞和振奋。
这场报告对我个人而言，又另有着一层不同寻常的意义和色彩。因为记得在66年，我也曾到华东计算所为上海要想筹建巨型计算机的设计而作报告，那时科技界信心满满，想轰轰烈烈为国家的计算机事业干一场，不想一个“5·16”通知“文化大革命”开始，形势逐渐逆转，导致天翻地覆、黑云压顶，文革中，我被隔离审查，父母惨遭迫害，等到我再返上海时父母已与我天人一方！如今我的工作得到了肯定，156的研究使半导体集成电路微型计算机成为了全国微机研究的一面旗帜。我在心中告慰在天的父母，这是我在当时对你们最好的祭奠！
说起父母，72年父亲临终前对我嘱托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