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和广州会议

吴锡九 / 回归

调 整 巩 固

加州的阳光通透、明亮,它透过窗外葱郁的树萌映照相在我的身上,我情不自禁又在翻阅着一幅幅令人怀念的照片和一篇篇具有历史意义的资料……。当我看到邓小平作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决断时;看到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写入宪法时,我的心也如阳光般地通透和明亮。回顾着祖国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历程,联想着自己亲身的体验,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一个国家有一个对知识分子准确的定位,有一个对科技教育准确的政策,对于她的振兴和发展是多么地至关重要!

这些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英明、准确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祖国经济的腾飞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已成不可阻挡之势,令人既自豪又欣喜不已。然而今日的态势和成果却是几经挫折和磨难才得来的。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亲历了党的起伏、冲撞,还暖和发展。

回顾这些,我就必须先说一说与我们知识分子关系十分密切的“七千人大会”和“广州会议”。

4.1 七千人大会和广州会议

“七千人大会”是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62年的1月11日至元月7日)当时从中央到县一级的干部有七千多人参加了大会,所以被称作“七千人大会”。大会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政策的推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针对这些问题,中央想通过总结经验、纠正偏差、力求改变1959年~1961年时期的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在这次会议上,最重要的是刘少奇的讲话,他分析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总结了经验,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的发言和会上所发扬的民主精神、自我批评的精神、锐意改进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的党员干部。大会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负责党的领导工作,周恩来负责政府领导工作(毛泽东不再直接主管经济工作),开展“总结错误、调整巩固、重新出发”的复兴工作。

为了要尽快改变经济困难的局面,及时把中央精神传达贯彻到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层面,于元月15日~3月10日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后来简称为“广州会议”。

“广州会议”的宗旨是:一方面,要改正“大跃进”的错误之风对科教方面造成的损害和失误。在“大跃进”时期,大搞所谓的“赶指标”和一哄而起的“群众运动”(如全民大炼钢、全民养猪、对农作物深挖密植等等),这一系列违背科学规律的做法和浮夸,弄虚作假的风气必然也大大损伤了科教事业的发展,于此同时有很多领导科教工作的科学家,很多高级知识分子都受到了冲击、批判乃至被“靠边站”,这种状况对经济和科技的损害可想而知,所必须尽快予以纠正。另一方面是,苏联专家在大跃进出现了空白、断层和将会半途而废的状态,情况危急,这就需要及时地、大力地调动起广大科学家、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大家知难而上,挺身而出、勇挑重担。而大会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商讨、制订63年到72年的科技发展的十年规划,为规划的制订作好准备工作。

这次参加广州会议的代表共453人包括中科院、高等院校和工、农、医等方面的科学家310人,其中有200人是中科院的学部委员,另外是为有关部门负责科技研究的领导干部。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负责科技工作的副总理聂荣臻同志主持了大会,科委副主任韩光、中科院的张劲夫、杜润生参加了会议的组织、领导工作,参加会议的其它领导还有当时的广东省省委书记、省长陶铸、教育部长蒋南翔、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于光远等。我作为有贡献的青年科学家的代表、固体电子学、微电子技术的领导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七千人大会”精神的鼓舞下,到会的科学家们纷纷联系实际,列举“大跃进”中错误的事例,析究原因,提出建议。大会期间我也积极参与,热烈讨论,阐发己见。在建议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建议国家设立科学顾问组织,体现了科技工作者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在这次大会中广大科技工作者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危难之时、坎坷之中所表现出来的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它也成为了我一生投身科技人生的永远的动力!这次大会里,在我与很多科学家的接触交往中,有好多位科学家、领导曾影响了我对科技认识的境界和从事科技工作发展的历程。在此,让我提起笔来,倾心说说其中的几位吧。

钱三强是我的老师辈,他是居里夫人的学生,在国外学习和研究成绩卓著,然而他却在50年代初就毅然放弃国外科学研究及生活待遇的优厚条件回来报效祖国,被党和国家委以重任,当时他已是二机部的领导人,领导着研制原子弹的工作。他待人谦和、诚恳、热情实在,而且一贯注重培养,鼓励年轻的科学家常常欢喜热情地与年轻科学家讨论问题。而我当时正在参加研制新一代晶体管组成大型计算机的工作,特别是还在进一步作微电子方面的研究,研制用集成的电路来做出微型计算机,这个科学研制将可以对钱三强所领导的原子弹研制工作的计算方面给予很大的帮助,所以钱老曾多次热诚地与我探讨相关问题,在讨论中他又多次热情地鼓励我,给我说政策,指方向(因为他是科技领导人,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语重心长地嘱托我励精图治,更好地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出力。当时那一幅以老带青、倾心研讨、鼓励创新的其乐融融、生机勃勃的场景,至今我还历历在目。其实这难道不正是反映出一个好政策必然能产生好效应的生动缩影吗?难道不正是当时广大知识分子力负重任,竭诚拼搏精神的写照吗?钱老没有辜负党和人民对他的托咐,在广州会议后的第二年就带领科学家们研制成功了原子弹。三年后,在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的一声巨响,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中国的科技进步震动了全世界。

后来当我78年得到方毅副总理批准,得以“礼送出境”时钱老还代表科学院领导在北海“御膳房”为我设宴饯行。席间交谈甚欢,依依昔别。后来到85年我回国时,钱老已因积劳成疾,作故了,没想到“御膳房”的相聚送别竟成了我与老师的诀别,令我怅然至今。
在广州会议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现在回顾起来十分有趣,又让人感叹,我们物理组当时就有“三个代表”——周培源代表老一辈物理学家、钱三强代表中年物理学家、我代表青年物理学家,我们三代代表常常在一起学习讨论,与前辈们交流我得益非浅。后来,北京市进行全北京中学生数学竞赛(数学题目难度很大,当时我也被请为命题人之一),发奖时,有关方面又想起我们这个“三个代表”,要我们出席授奖,得奖学生中就有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当时她好像是高二,在竞赛中得第三名,很优秀的),会上她代表得奖学生发言,我们上台授奖时,我见邓楠的长相与小平同志留法回国时照片上的相貌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我在惊喜之作,觉得一个领袖之女不以“八旗子弟”自居,认真学习,以求将来自己有能力去报效祖国和人民,感到十分欣慰。后来,我曾确定要带教6名研究生,候选人中有一人就是邓楠,可惜后来文革开始,一切如泡影般“灰飞烟灭”了,真令人遗憾。

接下来我要说说我的好友罗沛霖先生。当我56年从美国回到中国时,住在国家招待所,是罗先生第一个来找我,他热诚地邀请我到他领导下的电子局去工作,后来虽然我没能到电子局而是到了科学院工作,但还是与他有着密切的往来,除了二人日渐深厚的情谊外,在工作上往往是我们做的晶体管交给电子所去测试、运用,所以有着密切的关系和共同的目标。

罗沛霖头脑清楚、思维活跃、大局观强,他在广州会议上一口气作了3个小时的发言,建议中国必须建立无线电工业部,这个符合国情,推进科学发展的倡议得到科学家们的广泛支持,“广州会议”后,中国决定成立电子工业部(就是后来所称的“4机部”),它为我国高科技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罗沛霖先生当时的远见卓识功不可没。

今年(08)年罗老给我寄来了新春贺卡,卡上一幅照片:罗老(94岁)和他的老爱人(91岁)都红光满面、举杯祝酒。罗老还在以枝繁叶茂节节高升的竹枝为背景的贺卡上题诗一道:“老树菪根延旧韵、护持新箨总关情”,当我看到一个老科学家在90高龄之时,还心心念念地想着要“延旧韵”去为科学发挥余热,想着“护持新箨”让青年科学家能更好地成长,为中华民族的振兴策马扬鞭。一个90高龄科学家的诗词所表达出的情愫一不言家、二不说己,满心只为国家的科技(罗老在改革中受到迫害,人几近崩溃,但至今为科技的赤心不改),这多么让人感动、令人敬佩!我想,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能够任重而道远,能够愈挫愈勇,执着前行,直到迎来春色满园,这真是:曾历坎坷几何苦,会沐春暖备添乐啊!

看着罗老寄来的贺卡,使我又想起了当年我和他共同合作,一心努力,第一个办成了在科技方面中美合作结出硕果的情景来:

当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为美国开辟了美中外交后,他曾对当时担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David Packard 说:“我打开了美中的外交大门,希望你去打开中国的商务大门。”而David Packard又是惠普创办人和董事长,这就促成了HP要进行HP China工作的起因。可是这项工作在实施的过程中并不顺利,因为在当时,中国还有很多人(包括好些领导、老干部)认为外资的引入是一种经济侵略,反感、不支持,而美国方面却又怕使作时中国会窃取他们先进的技术……,所以双方的理念差距甚远,彼此又缺乏信任感,这样谈了4年多没有什么结果。后来我到了惠普后得到了这方面的信息,由于我是一个受过中美两种文化教育和熏陶的学者;是一个参与研究过中美两国有关科学技术的结合体,所以对这方面的事,有种特有的感受度和爱国情结,我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个打开中美科技合作的契机,于是我对这个“已经起动却没能办成的事”产生了决心要把它办好的使命感,从此我为它不弃不舍地努力、再努力!我曾多次用“中国科技的现状”、“美国帮助中国科技的空间很大”、“中国市场大,中美合资对公司好处很多”等等议题寻机与惠普高层反映和沟通,通过交流那些有着科学和实干精神的科学家们进一步认识到与中国合作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而另一方面我利用自己原有在中国科技界的关系,与很多人联系。分析形势、阐发机遇,要国内消除疑虑,积极行动起来。我曾写信给德高望重的谢希德、与能高瞻远瞩的罗沛霖联系等等,经过不断与双方的沟通与牵线,终于促成了由David Packard代表HP,而罗沛霖代表中国电子部洽谈“中国惠普”创建项目,由于有了富有诚意的沟通和商谈,原本似乎不可逾越的“鸿沟”得以一一解决,在此期间,我和罗沛霖共同努力,尽力促进“中国惠普”的建立和发展,终于建成了第一个中美合资公司。据我所知“中国惠普”是1999年已成了有10几亿美元销售额,上千职工的大公司。开创中美科技合作,互惠共进的好处,由此可见。

我还曾几次率领HP代表团访华,接待中方代表团访美,我还组织HP和中国科学院的科研合作和电子部的合资生产。1983年罗沛霖作为中方代表到HP来访问,而我则代表HP去接待他,我陪他去参观HP和在HP隔壁的斯坦福大学,在斯坦福大学又重点参观了该校的东亚图书馆。当罗沛霖看到图书馆通过电脑保存了很多中国的古籍(有的是孤本),特别是还保存着好些中国共产党的早期资料,非常感慨,由于双方合作良好,当天晚上惠普研究院的院长在他家设宴招待罗沛霖,我作为HP的代表陪客,Biel Heweett坐在罗的旁边,席间Heweett指着我问罗沛霖说:“今天ROBERT带你带参观了何处?”罗说去了斯坦福的东亚图书馆,并感叹地说看到很多古本精品,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珍贵资料,而这些在中国国内却看不到,Heweett不解地问:这是中国的资料,为什么你们中国看不到?罗说:因为中国这方面资金还缺乏,再说目前我们用计算机来编码的问题也还没能完全解决,所以很多好书好资料只能放在“地下室”里……后来又谈了很多关于合作方面的问题……。不想第二天一早,Hewlett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昨晚他考虑了很久,觉得很多中国宝贵的资料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们HP能不能在计算机编码方面,珍贵资料的科学保存方面给予帮助?我一听之下非常欣喜,赶紧回答说:好,这是科技对文化的支持!那么,当然首先主要是给予资金的支持……。于是Hewlett马上要求我去找翰瑞基金会(翰瑞和菲勒二个基金会是硅谷最大的基金会之一),当时基金会的会长是原任加州柏克莱大学的退休校长Hynes教授,听了我带去的菲勒的意见,他也欣然同意,不过他说中国方面总得有相关的法人代表来洽谈和办这件事。于是我又紧急觅寻“法人代表”,可喜的是我了解到黄华夫妇(黄华当时是燕京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正在加州的湾区访问,我就赶到中国领事馆约见到了黄华夫妇,当我说明了来意后,黄华先生非常高兴,欣然同意,他说:我是燕京的名誉会长,我可以用这个名义与翰瑞基金会谈。此后他先后二次和我一起去基金会同他们详谈了北大图书馆的情况并商讨、确定是基金的用途和使用方法。就这样,通过不弃不舍的全盘努力得到了基金会100万美金的捐款,做成了科技方面第一笔由美国基金会给中国的资助。三年后,北大的常务副校长来拜访翰瑞基金会,当谈起原有的款项已用得差不多时,翰瑞基金会又主动联络时值大有发展的派克基金会,促成派克基金会又捐赠了二千万美金。这是我和罗沛霖在促建“中国惠普”的进程中,又得到的一个“先进科技与优秀文化”结合的“金苹果”。(关于创建“中国惠普”及得到基金会的事,虽然是我78年到HP后发生的,但因为这与我和罗沛霖密切有关,所以在我谈罗沛的时候就提前论述了。

广州会议期间,周总理和陈毅给我们做报告,当时在广州开会的很多著名的文艺工作者也被组织到会场来聆听,巧的是那几天坐在我旁边的是时任京剧院副院长的言慧珠(院长是著名京剧艺术家俞振飞,言慧珠是梅兰芳派传人,已与俞振飞结婚,成为国内外闻名的艺术伉俪),而我恰是一个京剧迷,更是梅派京剧的“FANS”,所以有机会就同她交谈。我见她人到中年却依然身材高佻,面目姣好,风韵不减,在言谈举上间自有一种艺术家特有的神韵,会议期间每逢听报告她必十分认真地做笔记,讨论时认真地发言。我记得听了总理和陈毅的报告后,她也意气风发地构想着如何去进一步发展京剧事业,要把这门国粹艺术传承创新出一个新天地……在她美丽有神的眼中充满了希望和憧憬。可是后来,她在文革中,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文艺黑线的代理人”,遭到野蛮“斗争”和侮辱,66年在饱受迫害后,自缢身亡,死时只有47岁。现在我每逢观赏梅派京剧时一想到这场是而人非的情景,总会感慨:一个错误的路线,催残了多少宝贵的科技文化的财富!

此外,还有一位我的好友是不能不说的,他就是马大猷先生。因为在会上他毅然提出的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问题,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共鸣,引出了一个广大知识分子深为关切而又一度不敢提及的议题,所以现在回忆起来,他当时是多么地勇敢和无私。马大猷先生是声学所的副所长,在我56年刚回国时,他是应用物理所的室主任,而我是物理所固体电子室的室主任。当时每周六学习时,马先生是我们的“学习组长”。他说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口才好、知识面广、思维敏捷、分析问题能直抓要点,所以在这方面我们都很信服他。在广州会议上,他烛火洞明地分析提出:广大的知识分子当前最大的精神负担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还沉重地压在大家的头上,这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应该及时地予以解决。他的这个意见一经提出,立刻赢得了大家的共鸣,各方代表纷纷表示支持,这引起了领导的高度重视(因为在之前的七千人大会中,也已有了反映,在大跃进中对知识分子执行错误政策的情况),所以聂荣臻副总理(大会主席)马上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后来就有了周总理和陈毅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鼓舞人心的讲话。

周总理在3月2日的讲话中指出:“十二年以来我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其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我们历来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的连们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他还特别引用了列宁的话,说列宁把知识分子看作是劳动阶层,“无产阶级同知识分子的理论是劳动者的理论。”周总理的讲话使到会的知识分子们倍觉亲切、深受感动。(但尚有意犹未尽之感,因为大家还盼着周总理对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问题,有一个定论)。3月6日陈毅受周总理的托咐(总理公务繁忙已回北京)做了关于知识分子“脱帽加宽的讲话,陈毅说: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时对我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陈老总的这番赤诚之言,在如沐春风的鼓舞下,大家把先前所受到的“委曲”、“冲击”、“批判”都抛在了脑后,积极地行动起来,去开创科技的新局面。

政策明、干劲足。各条战线的科学家们在十年科技规划精神的指导下,结合实际、克服困难、科学规划、协同作战、强强联手、创新突破,不断取得辉煌的成果。我当然也不例外,在“广州会议”精神的鼓舞下,我更加全身心地投身到集成电路微型计算机的研制工作中去,终于在继63年4机部成立、64年原子弹研制成功后于66年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完全自行设计、自己研制的集成电路计算机向周总理报了喜。这一科研成果给祖国的导弹、航天事业提供了核心技术,为这二项意义重大的事业的发展给予了有力保证。